我们是我们假装成为的人

这些天在想看过的旧电影。

《海上花》里那些烟视媚行的女子说着吴侬软语，在昏暗的背景里淡入淡出。和田美智子演的周小红，略宽大的袍子下应是不盈一握的腰肢，有着弧度之美。她低眉坐在那里不语，是我见犹怜的感觉。侯孝贤的长镜头让人觉得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无论悲喜，都氤氲在静默沉缓的叙事里，缓缓道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切都是明亮的，所有的事变成一种过程，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只有别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来包容。用朱天文的文字来说就是人世风尘虽恶，毕竟无法绝尘离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

阿城说朱天文的文字性格里有一股侠气和英气，我的感觉是“质而实绮”。“矮矮的站在他面前的母亲，仰视他像仰视一棵春天里朝空中飞长的云树，哭了。”我很喜欢她的那种语序，是陌生化带来的新鲜感。闻说她是胡兰成的徒弟，我曾想借他的《山河岁月》来看，我想知道这本在他避难期间，还能静心躲在温州阁楼上构思的书，是怎样一派气度，可惜图书馆仍然没有。借不到想看的书是最让人愤懑的事，但倘若借着了，抱着书穿过一排排书架时，又会觉得自己像是诗经时代的那位采诗人，内心充盈。 

《死亡诗社》里那些少年穿梭在夜色中的背影，加上轻快自由的音乐，让我想到叶芝的诗：“来吧，人间的孩子，到水边和荒野里来吧，和一个精灵手牵手吧，这世上的哭声太多，你不懂呀。”

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是部狂欢式的电影，影片中的快节奏包含了一种近乎无端发作的荒谬感，库就是用荒诞式的狂欢来表达他自己心中的 悲伤：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所以影片最后由伊万说出的那段话：“请你们记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叫南斯拉夫的国家……”，让我想到《墓外回忆录》中夏多布里昂的悲伤：“那些回忆是如此的惊人，它们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全部的丰富性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可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恰恰相反，大段的沉默，音乐少，人物也少，而且主角吉利安娜神经质的表现，让电影始终呈现出紧张不安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中，我们看到工业社会的污染以及现代人之间的隔阂疏离，没有归属感。看完后我想起屠格涅夫的话：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疾病。

我们总是在质疑当灾难罪恶发生时上帝在哪里，可是我们从未想过上帝的处境，《绿里奇迹》里那位今天的上帝是这么说的：我希望所有事都能结束，我很累。我疲惫的在路上，像雨中的麻雀一样孤独……我厌倦了人性的丑恶，我厌倦了每天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和听到的伤痛，太多伤痛了，那就像永远在我脑子里的玻璃碎片一样。我太累了。据说基督教是最亲人的宗教，可是在《旧约》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上帝在当中，是永恒，明确，绝对的仲裁。犹太教里的上帝在第一戒中就规定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总觉得有点武力制压的意思。这使我对“上帝”心存疑惑。或许我应该“信仰上帝，而不信仰宗教”？

看到十戒时，我突然想到：最含糊不清的词是“魔”。

马可·丹纳维写道：“在刚被从乐园中驱逐出来之时，亚当在众动物中显得与众不同。动物们全都立即认识到，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海、天空和陆地上种种生物身上都不具备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但是，当有些生物不想完全依赖自己谋生，于是奔到他的面前俯首称臣的时候，其余的生物则为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而感到骄傲，它们更愿意过它们自己的日子。亚当于是把这些生物称作为野兽。”

《悟空传》：“原来像这样神仙没法管的东西全都有个名字，叫做——妖！”

我不是想说明什么。

古代文人与官场，就像刺猬一样，刺猬怕冷所以要聚在一起取暖，但因其有刺，太近了就会互相伤害；然而太远了又彼此寒冷孤独。由于这种两难的境地就生出了许多主题，在不同情形会被重复地提起，这使得古代文学史有一条条发展的脉络，但现当代就似乎是断层的，我是指继承性而言。 

我以前总觉得文学创作是自己的事，可以与时代毫无关联，就是“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意思，可是整个文学史看下来，感觉到时代对于作家个人心灵、精神上的牵引和影响，应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语言。我看到有意思的一段说的是宋代文人地位高，所以宋代戏文里就把矛头指向书生，口诛笔伐他们攀上高枝，弃糟糠妻于不顾之类，而到了元代，文人地位跌落至“九儒十丐”，于是人们又同情怜悯起他们，正面歌颂书生至诚的作品成为主流。不过影响归影响，作家毕竟是“我手写我心”的，但是到当代，很长的时间里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下，国家（个人）意志强力干涉进文学，作家个体自主性完全丧失，而且是去迎合文件精神进行创作，不过很讽刺的是在某段时间内被表扬的作品在下一时期会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的对象。所以当代史中繁复的文件会议精神，看起来实在是件痛苦的事。